扩招推升职业教育新占位 成都华商理工职业学校

　　扩招百万, 对职业教育来说, 意味着必须跳出传统的普通教育领域, 清醒认识就业置顶为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之时, 也就使得就业导向的职业教育同步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主要教育手段, 提升并强化了职业教育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基于此, 要敏锐地意识到因扩招而被推升的职业教育新占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扩招使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助力国家社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主旨教育类型。

    1、职业教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首要教育举措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民生的教育领域, 上升为国策的致力于国家经济领域调控的教育举措。《政府工作报告》在“多管齐下稳定和扩大就业”这一部分而不是在传统的教育部分提出, 就业优先政策要全面发力, 必须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要求高职今年扩招100万人, 同时还要从失业保险基金结余中拿出1 000亿元, 用于1 500万人次以上的职工技能提升和转岗转业培训。

　　这意味着, 国家首次把就业优先政策置于宏观调控政策层面, 显示就业问题已被置于经济发展全局的高度。宏观调控, 亦称国家干预, 是各级政府, 特别是中央政府对经济总体管理的职能, 是国家对社会经济总体发展实施的调节与控制。宏观调控的过程是国家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 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 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 使市场经济得以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历来国家对经济发展采取的宏观调控手段, 主要是财政和货币, 而现今就业也成为调控手段之一, 甚至将其摆在首要位置。这表明, 就业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我国今后在制定和调整宏观政策时, 就业指标的重要性、优先性将更加凸显。就业不仅成为经济发展的优先目标, 而且就业政策也成为宏观调控的手段, 从而实现了目标与手段的统一。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就业优先政策能贯彻落实呢?在十九大报告第八部分的部分提出教育优先, 在第八部分的第二部分提出就业优先, 横跨两个优先的教育类型只有职业教育。这意味着, 就业以及就业政策置顶为宏观调控手段, 就不仅要聚焦如何缓解当前的就业压力, 而且还要未雨绸缪, 着眼于将来。基于此, 旨在培养能够满足我国经济转型发展所需高技能人才的职业教育, 也就随之置顶。《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高职扩招100万人、职业培训1 500万人次这两项涉及就业和提高劳动者就业素质的重大决策昭示, 职业教育已成为服务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首要教育举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保障就业稳定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在国家实施的宏观调控的组合拳中, 已上升至更加中心的位置。毕业生高就业率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或缺。无疑, 职业教育与国家命运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适度的教育规模的拓展来实现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手段。

    2、职业教育成为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关键教育资源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定界的教育活动, 上升为跨界的致力于国家社会稳定治理的教育资源。《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既要有效缓解因经济结构调整以及经济下行导致的就业这一社会问题, 也要找到有效解决劳动市场结构性供需矛盾的办法。为此, 既要扎实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又要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 改革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 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

　　这意味着, 国家再次把教育扩招政策视为宏观的社会治理政策, 扩招已被推送至构建稳定的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的高度, 彰显职业教育成为国家社会治理的资源。社会治理, 指特定的治理主体对社会实施的管理, 目的在于获得理想的社会和经济秩序。这是一个通过系列的政策、措施和制度来管理经济、政治和社会的进程, 是国家在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的过程中对其综合配置的方式, 会形成一种限制或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及实践的框架。国家历来采取的社会治理手段, 是通过化解矛盾, 提供和创新公共服务的资源供求或配置来保证社会公平的。社会在快速发展过程中, 特别是在深化改革时期, 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 这是矛盾普遍性规律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现实映射。但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安定有序的环境, 为此需要对社会利益的格局予以适度调整, 以达到惠及人民的目的。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社会治理的手段能行之有效呢?1999年在金融危机背景下, 国家曾将高校扩招作为应对经济社会挑战的政策工具。当下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中美贸易战, 我国经济正进行深层次结构性改革, 由此导致较大范围的失业不可避免。基于此, 将高职扩招作为稳定和扩大就业、对产业升级所需劳动力结构进行调整的规制性政策工具, 也就呼之而出。但是传统的应届生源已无力支撑高职扩招。《政府工作报告》遂在扩招对象上将农民工、下岗工人、退役军人等非传统生源视为此次扩招的重要目标生源。社会生源作为新的教育资源, 通过扩招得以合理配置, 已达到确保教育公平的社会治理目的事实明示, 职业教育已成为助力国家社会稳定治理所需的关键教育资源。

　　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表征, 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保障社会稳定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在完善国家社会治理的组合拳中, 已上升至更加突出的位置。生源具有高度张力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缺失。无疑, 职业教育与国计民生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及时的教育资源的调配来实现社会稳定治理的政策工具。

    3、职业教育成为提升国家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扩招突显职业教育已经从一个封闭的教育层次, 上升为开放的致力于国家人力资本提升的教育类型。《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扩招既有利于缓解当前就业压力, 又是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战略之举。为此, 要把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位置, 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没有职业教育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现代化;要“让更多有志青年在创造社会财富中实现人生价值”;让“人人皆可成才”;“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这意味着, 国家已将职业教育视为对人力资本的重要的投资。扩招清晰表明, 国家提升人力资本既需要培养精英、升级增量, 更需要培养直接创造社会财富的一线劳动者, 并优化存量。人力资本, 是附着于人体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 (健康) 等质量因素之和, 其基本观点:一是在经济增长中, 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二是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 教育投资是人力投资的主要部分, 而社会一般人力资本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主要靠教育, 前者通过学校教育、后者通过实践学习获得, 与经济联系紧密的职业教育, 是对占总劳动人口绝大多数的一线劳动者——专业化人力资本的投资,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可替代。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资日益增加。2016年职业教育总投入为4 051亿元, 比2012年增加731亿元, 增长了22%, 年均增长率5.5%。

　　由此, 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确保人力资本的投入能卓有成效呢?按照卢卡斯人力资本模型, 学校教育获得的人力资本具有“内部效应”, 益于个性发展;通过实践学习形成的人力资本具有外部效应, 益于企业发展。若将“实践中学习”的思想融于学校教育之中, 就能更快地形成专业化人力资本并使其增值。基于此, 通过“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逐步实现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改革开放四十年来, 我国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的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职业院校已成为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成长摇篮的事实, 突现职业教育已成为国家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主旨教育类型。

　　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成就。它充分表明, 职业教育对人力智力支撑的贡献度得到认可。职业教育已在提升国家人力资本的组合拳中, 上升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社会初显高认可度的职业教育, 其所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不可替代。无疑, 职业教育与生涯发展休戚相关, 成为一种国家可以通过主旨的教育类型的供给来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的对策方略。

　　高职扩招百万, 一石激起千层浪。扩招昭示职业教育的大变局和新占位, 为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创新筑实了更大更高的平台, 实践急切地呼唤着扩招配套的考试招生政策的尽快落地夯实。

　　“明者因时而变, 知者随事而制”。

　　跨界的职业教育需要整合的思考, 整合的职业教育需要重构的设计。借助于高职扩招的机遇, 一个更加开放、更有活力、更富潜质的中国高等职业教育, 将屹立于大地、世界东方。